亮出鄂派批评的旗号

致於可训教授

新春好！

自从在《新文学评论》创刊五周年纪念会见你后，再没有机会与你切磋。最近读了你在《长江文艺评论》第二期发表的长文《湖北文艺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建设研究报告》后，我感到这是一部微型的《湖北当代文艺批评史》。全文高屋建瓴，信息量大，尤其是你提供的我省艺术批评现状，使我大开眼界。我反复读了两遍，从字里行间中彷佛窥见了“鄂派批评”即将浮出水面的曙光。这真是“樱花时节读华章”，甚为兴奋，以至兴奋得半夜起来给你写这封长信。

我在20年前台湾出版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批评史》中，说新时期有“京派批评”“海派批评”“闽派批评”三大理论群体。现在看来，还应加上“粤派批评”和“鄂派批评”这两个群体。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批评史上，“鄂派批评”的实力和影响，当然不及“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但“鄂派批评”是一个完全可以和“闽派批评”“粤派批评”竞争的文学群体。

当然，你这位“鄂派批评”一线的领军人物为人低调，行文谨慎，不愿打旗称派，但我觉得这不是打旗称派的问题，也不是为了占山头，而是为了展现上至开疆拓土的闻一多、苏雪林、废名、朱光潜、胡风、刘绶松、程千帆、秦兆阳、王元化、张光年、陈荒煤、于黑丁、徐迟、黄曼君、陆耀东、孙子威、龙泉明，下至承前启后的周勃、刘纲纪、陈安湖、王庆生、何国瑞、刘守华、王先霈、陈美兰、於可训、张永健、邹贤敏、兪汝捷、胡亚敏、何锡章、陈国恩、王又平、王泽龙、李俊国、樊星、刘川鄂、涂险峰、邹建军、方长安、刘为钦、李遇春、周新民、杨晓帆等人的文学批评实力，增强“文学鄂军”的文学自信，加固湖北文学评论队伍的凝聚力，为建设湖北文化强省尽一份力量。

一提到“鄂派批评”，人们就会以为是一个文学流派，其实它不是一个学派的概念。“鄂派批评”是不党的一群，没有社址，当然谈不上票选社长。它不是一个具有文学立场、主张和追求趋向一致性和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为，只是一个松散的、没有理论宣言与主张的群体。“鄂派批评家”并非师出同门、同声呼应，更不可能一呼百应，它不是城头堡上挂有鲜明旗帜的学派。“鄂派批评”不呼口号，不标榜主张，不划界限，不争霸权。这个既“可训”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正如“朦胧诗”的命名一样，有点朦胧。它所表述的只是众多鄂籍或久居湖北的文学评论家所形成的群体这一客观事实。不能刻板地按传统文学流派的定义去套它。我们大可不必急于论证目前作为文学话题的“鄂派批评”的存在依据及其合理性，我们只是用樊星和邹建军强调的文学地理学角度换位思考，借这个概念凝聚一种批评力量，增强文学批评的地域色彩，并作为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发展前景。

为什么“鄂派批评家”像长江那样后浪推前浪，为什么“鄂派批评家”有不少经得起时代筛选的论著和新见出现？这是否与“白云黄鹤”和中原大地的人文环境有关？这是新时代摆在湖北评论界面前的新课题。

“鄂派批评”不是同乡会，它亲炙地域却不囿于地域。所谓“鄂派”，并不个个像你都是“九头鸟”，它可分为六类：

一是像你那样土生土长在湖北，这是最纯或曰最正宗的“鄂派批评家”；二是在湖北土生却不在湖北土长或不在湖北读大学，如北大的贺桂梅；三是不在湖北土生但在湖北土长；四是不在湖北土生土长，但在湖北高校求学时发表出版过重要论著；五是在湖北工作七年以上[1]；六是在湖北工作多年后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家的，如王文生、杨江柱，以及在北京工作的金宏达、程光炜，亦可以算是广义的“鄂派批评家”。

“鄂派批评家”与别的文学评论群体时有交叉，像在中山大学工作的程文超，其文学评论生涯在武汉起步。他们既是“粤派批评家”，也可视为“鄂派批评家”。李运抟（广西民大）和喻大翔（同济大学）在多处漂泊，较难界定其身份，但他们本质上是“鄂派批评家”。

下面，着重谈谈“鄂派批评家”的五种特色：

独立性。“鄂派批评”一个重要特征是保持独立的学术品格，代表人物有胡风。他深知：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都不是以注释经典作家的思想为使命，而是以赤诚的社会良知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给文艺理论领域带来新的活力。实践证明，他提出的“到处有生活”是个深刻的命题。文学创作的题材和风格不能多样化，创作自由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wyllyjzz.cn/qikandaodu/2021/0501/407.html